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官方通报 情况说明已发布
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演唱会经济下的灰色地带
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演唱会经济下的灰色地带
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某明星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该场地可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超过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标注“已售”。当“开票即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
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上，针对此次演唱会，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某二手票务平台10月14日也已恢复上架“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
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从当前演唱会的热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里，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一些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包括给赞助商、媒体的合作票以及给当地分的一些票。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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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起施行！社保欠缴处罚新规来了 纳入全国统一裁量体系
11月1日起施行！社保欠缴处罚新规来了 纳入全国统一裁量体系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该政策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主要变化之一是社会保险费正式纳入全国统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体系，归类为违反税（费）款征收管理类。对于逾期未缴纳社保的情况，处罚裁量分为三档。
根据新规定，用人单位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后仍逾期未缴纳的，将被处以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具体而言，欠缴金额不足50万元，或者欠缴金额在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且欠缴数额占应缴社保费比例不足30%的，处以欠缴金额1倍的罚款；欠缴金额在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且欠缴数额占应缴社保费比例超过30%，或者欠缴金额在500万元以上但欠缴数额占应缴社保费比例不足30%的，处以欠缴金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欠缴金额在500万元以上且欠缴数额占应缴社保费比例超过30%的，处以欠缴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许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社保存在误解，将其视为企业提供的福利，并认为可以自行协商以现金折现或约定放弃参保。然而，《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需履行的强制性法定义务，不属于双方自由协商处置的范围。
如果劳动者发现社保账单不对，应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固定证据，妥善保留工资条、银行流水、劳动合同等材料，记录实际工资与社保缴费基数之间的差距；其次向单位提交书面申请，要求依法补缴社保差额；最后，若协商无果，可直接向社保征收机构或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举报。
(责任编辑：zx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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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教师与耻辱合影事件最新进展 教育生态引深思
低分教师与耻辱合影事件最新进展 教育生态引深思
2026年8月底，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中，一群教师站在写着“耻辱”两个大字的屏幕前，神情黯淡。这些老师是在四川凉山州雷波县的秋季教育行政会上，因班级期末考试成绩落后被要求上台。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真的吗？照片不会是合成的吧？但没过多久，当地有关部门便回应表示照片中的情况属实，并称对此事进行调查。
这种针对教师的“羞辱式”问责，似乎触发了长期积累的情绪，不少自称教师的网友在网上诉说类似“公开检讨”的经历。“耻辱”二字像一根尖锐的刺，刺痛了不少一线教师。一名自称台上老师同事的网友表示，照片流传开后，台上的老师们受到更大的压力，甚至遭遇网暴，他本人也不愿接受采访。
雷波县此次事件背后，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只有采访更多基层一线教师，才能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在随后的半个月里，我们寻找雷波县此次“耻辱”合影事件的当事人，同时采访有类似经历的各地一线教师。我们深入采访了雷波县当地教师、湖南某乡镇初中的老师、西部地区某民族村小的老师等，还采访了长期研究县域教育的中南大学副教授雷望红。
我们试图将多方声音放在一起，还原背后教育生态的真实图景：在不少地方，“唯分数”依然是评价教育的核心逻辑，生源基础、区域差距、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因素被忽视，教师承受着不断扩大的压力和责任，教育的温度与尊严则不断退让。就雷波县来说，该县作为教育基础落后的边远山区，许多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支持也比较有限。当地老师说，为了“培优”，学校还会以学生成绩好坏划分班级，学生基础本就不均衡。教育提升是应多方面综合考虑的系统工程，一线教师却成了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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